董子之后的思想界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原本先秦时期争鸣的百家之中，墨家消声匿迹，法家转入地下，名家和阴阳家则被其它派别吸收融合。真正能够广泛流传的，只有儒道两家而已。大体上两汉时期儒家为重，魏晋时期道家为重。另外在东汉年间，佛教传入中国并且不断壮大，到了南北朝时期已经有相当的规模和影响力。所以中国思想大体上是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，并且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。

 

由于佛道的兴起，人们对形而上的“性命之学”兴趣逐渐浓厚，对这方面的探讨也越来越深入。而儒家思想自董子之后，却一直没有重大发展。而且董子思想主要集中在对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，他简单的“天人感应”学说已经不再具有以前的说服力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唐朝中叶的韩愈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“原道”，力辟佛道，尊崇儒家。其后又出了一系列的思想家，比如周敦颐、邵雍、张载、程颐、程颢等，都对儒家思想做了重要的发展。这些发展大多侧重在“性命之学”层面，试图为传统儒家的道德规范寻找一个更好的形而上的解释。

 

儒家继董子之后的又一个集大成者，是南宋时期的朱熹。朱子学识渊博，而且深思明辨，对儒道思想都有深刻的理解。他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思想家，也是对现代影响最大的儒家之一。他确立和巩固了“四书”，并编撰了“四书集注”，成为儒者必读的教科书。他将三纲和五常联立，成为儒家道德规范的主体。朱子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，岳麓书社、白鹿洞书社等都因他而成名。他也曾做官，但和孔子和董子一样，仕途颇不顺利。

 

朱子认为世界是由“理”“气”二元组成。为方便起见可以先将“理”理解为“物理规律”，将“气”理解为“基本粒子”。“气”在“理”的作用下，形成了万事万物。朱子认为“理”是先于“气”而存在的，“理”是形而上者，“气”是形而下者。万物皆有其理，理的全部就是所谓的“太极”。气之动者谓阳，气之静者谓阴，阴阳运转形成五行。这样就将传统的阴阳五行理论结合了进来。朱子的这一学说，综合了他对各家思想的理解和对自然现象的深入思考，在当时很有说服力。即使是以现在的眼光，也不能说有明确的问题。

 

朱子进一步认为“理”是至善的，仁义礼智等都是“天理”的一部分。而“气”因为有形所累，所以有所不足，这种不足也就是“恶”的根源。这样回到人的问题上来，他认为“心”同样是理气二元的构成，正因为有“气”的不足，所以有“恶”，这种恶体现在“人欲”上。由此将“天理”和“人欲”分开，提出了著名的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主张。这是理学一派的主体观点，也是理学被冠以“扼杀人性”称号的缘由。朱子并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“情欲”不是“理”的一部分，为什么“仁义”不是“气”的结果。但不管怎样，这一理论已经可以说服相当多的人。

 

明朝的王阳明是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。心学与理学在形而上学上的差异很是精微。从两派前后不尽一致的表述来看，似乎更多的只是强调的重点不同。但是它们在修行方法上的差异是明确的，理学一派求诸于外，心学一派求诸于内。阳明子认为，“宇宙便是吾心，吾心即是宇宙”，所以只要向心内求索即可。他认为人人皆有“良知”，只是会被“欲”所弊。他还提出了著名的“知行合一”思想，认为只有“知”是不够的，还必须“行”。所以要“致良知”，即在行动中体现良知。顺从“良知”而不加勉强，就可以达到“圣人”的境界。

 

理学和心学从哲理上讲可以说各有千秋，但就实际影响力而言，心学却远远比不上理学。这一现象与当时官方的推广是分不开的。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深入到人民大众，不能不归功于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策略。朱子的情况也是一样，他的著作在元代被定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，从而得到了制度上的保护。另外，无论是孔子、董子还是朱子，都热衷于教育行业，一生授徒无数。其中朱子更是重视对孩童的教育，有一整套的教育方法和理论。从政和从教从来都是儒者们仅有的选择。要在最大程度上推广思想，在当时也不外乎这么两种途径了。

 

（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