儒家，这一由孔子开创的思想体系，经过孟子和荀子的继承发展，由董仲舒推向系统化政治化和宗教化，并在千余年后由朱熹和王阳明先后发展成为理学和心学两派。除了孔子和荀子之外的各儒家人物，或明或暗的都假定“善”是高于“恶”的存在，不管是存于“天”、“理”、还是“心”中。具体来说，他们都认为三纲五常等是天然高于其它规范的超越性的存在。儒家的价值观念，只是对这一即成事实的顺从，而不是出于现世的利益动机。但是事实上，对于“善恶”这一核心观点，他们都没有给出足够严密而有说服力的证明，有的甚至根本没有给出证明。

 

孔子虽然倡导“仁义”等理念，却并没有给出一个形而上的理由。孟子模模糊糊地说，因为天人相通人性本善，所以要讲“仁义礼智”。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，所以才需要有圣王礼法的教化。这些学说都不够有说服力，不足以被大众所接受。于是董子提出了天人交感的理论，认为天由阴阳五行组成，三纲五常等都是它们的自然表现。董子理论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后来由于佛道的影响，对形而上理论的需求越发强烈。于是朱子提出了至高的“理”的概念，认为仁义礼智等都是“天理”的一部分，所以要“存天理灭人欲”。随后的王阳明则认为这些“理”内在于人“心”之中，隐含认为人心之中“良知”高于“情欲”，所以只要“致良知”即可。这些思想的核心基础和推理过程差异悬殊，但是达成的应用结论却基本相同：他们大体上都提倡“三纲五常”的道德观念，并以此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。

 

孔版、董版和朱版儒家思想，彼此虽然不尽相同，却前后呼应，统治了中国社会长达两千年之久。从董子开始，中国社会结束了长期思想混乱的局面。此后社会思想虽然也不乏演变发展，但整体上保持了平稳的局面，甚至在政局混乱和朝代更替年间也是如此。中国似乎走入了一种坚固的平稳态，依靠系统内的力量已经无法实现自我否定。董子以后的思想家，在表达自己见解时，大多采用注解前人著作的方法，不敢与其稍有违背。“为往圣继绝学”，甚至成了中国儒者们安身立命的根本，公然成为他们最响亮的口号之一。

 

直到清朝末年，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下，中国思想终于突破了过分陈旧的枷锁，进行了深度的自我否定和发展。这些否定甚至不免矫枉过正的成分。这可能是中国思想第二次巨大动荡的时期。同时具备深厚国学功底和西方文化视野的学者，为新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。一时间各派思想百花齐放，大师学者如星云集。然而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，这一局面仅仅持续了半个世纪，到二十世纪中期，就戛然而止了。

 

在五十余年的冰封期后，最近几年民间又响起了复兴儒家的呼声。然而我们可以确定，儒家作为一种统治思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。现代社会的人们有更多的信息和思辩。三纲五常等已经不再被认为是超越性的存在，其内容也不再被普遍接受。儒家思想的基础和主体都已经被动摇，决不可能获得根本意义上的重建。事实上，不论是儒家还是任何一种其它宗教思想，对“天”的认识都不如当代物理学那样坚实可靠而有说服力，对“人”的认识也不如当代心理学那样具体明确并且不断迅速的发展。而“天”和“人”之间的神秘主义关系，作为大多数宗教所宣扬的信仰基础，也没有经受住科学与理性的验证。宗教要想获得更多的支持，除了超世体验和神秘主义之外，还必须给人以更强的说服。

 

科学残酷地追击人们经久以来敬畏的对象，无论他自称是“天”，是“神”，还是“佛”。就目前而言，科学大获全胜。在现世的系统之内，已经没有多少神秘主义的空间。然而在击退这些思想中神秘云雾的同时，也击碎了传统社会道德体系的基础。在没有这些超越性的敬畏对象的前提下，人的社会能否依靠现世系统内部的力量，对人性维持持久的规范和约束，还是一个没有经过足够时间验证的问题。

 

（完）